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中的“说理会”

2016-07-12

摘要:抗战时期,中共确立了减租减息的基本土地政策,并在长期的政策实践中不断摸索,成功地在抗战后期找到了把政策变为现实的最佳方法,也就是“说理会”模式。“说理会”需要经历工作组和基层干部繁难的宣传和组织,并通过农民群众团体的具体安排才得以顺利举行。通过“说理”斗争,农民组织起来,保卫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中共培养了忠实于党的事业的基层骨干,从而大大提高了对农村的掌控能力。当然,“说理”斗争在局部地区或者某个时间阶段,不免有“左”的倾向和表现,但基本上得到较好的控制。

关键词:抗战时期;减租减息;说理;斗争

抗战期间,“说理”“说理(大)会”“说理斗争大会”等词频繁出现在中共中央及各边区文件、各级干部的报告中,而又在抗战胜利不久戛然消失(在抗战期间中共的各种“双减”原始文献中,华中根据地“说理”“说理(大)会”使用较多,山东根据地和华北根据地“说理”“讲道理”“说理斗争”使用较多。)。这些词在以“暴力”“打倒”为关键词的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显得别具一格,意味深长。基于原始文献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得知,“说理会”是指抗战期间为实现边区减租减息政策而召开的会议,参加会议者一般有地主一人或数人、农民(佃农为主体)十数人至数千人不等,县乡干部和驻村工作组(队)是会议的指导者,当地农会是会议的具体组织者。会议主要议程是佃农或佃农代表以政府“双减”法令为基础,围绕“该不该减(退)”和“应该减(退)多少”,同地主展开辩论,并揭露地主的违法行为。会议激烈但不暴力,基本上不对地主进行人身侮辱和伤害,最后一般以地主同意“双减”或退赔租子、土地、现金结束。学术界对解放战争土改期间的“批斗会”研究极为充分,但对于抗战期间落实“双减”的“说理会”尚无专门研究,笔者以为透彻研究“说理会”有助于理解中共如何跨越理念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并加深对解放战争期间“批斗会”的理解,故以此文抛砖引玉。

一、为什么是“说理会”: 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

减租减息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民族革命阶段实行的一种特殊的土地政策,对国共两党“团结一致,共同赴敌”有重大意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8页。)。政策确定之后,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找到或者说构筑连接政策和现实之间的桥梁。

在抗战爆发的头两年多时间,各根据地处于初创和大发展时期,工作的重点是“搭架子”,基层力量薄弱,无力在农村组织“双减”,“减租减息的贯彻,主要是领导机关利用行政命令方式去推行”(肖一平、郭德宏:《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地主基本上对“双减”是抗拒的,农民则表现得“畏首畏尾,欲减而又有所顾虑”。在绝大多数没有外力(如军队)推动的地区,交租付息一如战前。(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89页。)可以说,这一时期“双减”处于“法令减租”阶段。

农民对“双减”的冷漠与消沉毫不令人奇怪。合理性是理性行动者的基础,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可以表述为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美〕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8页。)。何高潮认为,农民对“双减”政策无动于衷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农民并不是一群愚昧、懒惰、温驯的人,他们所沿袭的传统习俗从理性计算的角度看有其自身的基础与渊源。对地主的屈服和对整个系统地接受代表着他们谋求生存的最佳战略”(〔美〕邹谠著,彭俊军译:《政治研究社会科学化——评〈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分析〉》,豆瓣网,2011年3月20日,http://book.douban.com/review/4867534。)。有人曾把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部分人口的生存境况比喻成“一个人长久站在齐脖子深的湍急的水流之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程立显等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页。)。但只要那一阵细浪没有涌来,农民就可以勉强生存下去。农民担心的是自己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贸然向地主提出“双减”,这一行动本身却会成为把自己推向灭顶之灾的“细浪”。因为长期的经验告诉农民:“各种军队忽来忽去,标语口号贴出来又被雨水冲刷掉,但地主总是在那里。”(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陈瑶华等译:《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269页。)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担心并非多余。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华北根据地在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滋长了“左”的倾向,特别是冀南、晋西北、鲁西等地区,有的农民给地主戴上“顽固分子”“汉奸分子”的帽子批斗,并没收土地财产;有的地区农会领导农民携锄带铲到地主家强挖粮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7—38页;陈廷煊:《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22—124页。)。在太行根据地,有的地主不敢要租了,农民干脆“停租停息”(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4页。)。这种“双减”可以称之为“批斗减租”。当然,类似变相分配地主土地、激进减租的地区在整个抗日根据地仍属于少数。

中共中央于1940年10月18日发出《关于纠正冀南过“左”的土地政策的指示》,明确提出:“(冀南的土地政策)我们认为是过‘左’的,是违反抗日统一战线原则的,业已造成了严重结果……土地政策是否有过‘左’错误,望北方局、山东分局及一一五师加以检查,报告我们。”(《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41页。)就在同一天,中央书记处向各大战略区负责人发出《中央关于防止执行政策中左倾错误的指示》,要求:“必须预防下级执行政策时冒犯过左错误,你们必须懂得左倾错误是当前主要危险,必须及时检查下级工作,纠正过左行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18页。)在中央的紧急干预下,部分根据地过“左”的减租减息政策持续时间并不长。

1941年后,各根据地进入抗战以来最困难的时期。面对外部强大的压力,中共迫切需要根据地内部的稳定,加之大量干部被抽调参加对敌斗争,基层干部严重缺乏。在“双减”的执行过程中,中共主要是激发农民依据法令,直接面对地主要求“双减”,并就其数额进行争论谈判。如1942年4月,淮南路东第二届参议会决定“评租委员会逐渐取消,由东佃双方直接评估租”(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编:《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一),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04页。)。这是“双减”的“一对一减租”阶段。

地主对自己的优势心知肚明,因此有些趾高气扬,对干部不放在眼里,群众就更不用说了(中共安徽省滁县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党史资料》1987年第1期。)。在地主积威之下,农民直接面对地主“简直像上战场一样,有些佃户见到地主腿子即哆嗦,说话都说不好”(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编:《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 宿县地区拂晓报社印,内部发行,1984年,第276页。)。胆大的佃户找地主减租,地主态度蛮横,如苏北阜东卫北乡(今属滨海县)佃户吴文高拿着农救会打的退租条子,找东家朱三老头退租,朱三老头把柜台一拍说:“八路能老在咱这里吗?过些时〔候〕我比你还狠些。大麦全在家,你要自家去拿。”佃户邓广才向东家要粪水 苏北方言,即肥料费。,东家说:“妈的你要粪水,我拿小枪干掉你!”(《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七),上海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1984年,第481页。)对坚持减租的佃户,冀鲁豫区的地主使用各种办法抵抗减租,如辞去佃户、收回自耕、雇工耕种等,佃户生活受到严重威胁(谢忠厚主编:《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83页。)。为此,有的农民抱怨说:“八路军现在爱有钱人了,咱们再不敢得罪财主了。”(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二)甲4,1994年,内部印刷本,第235页。)

为了充分发动群众,推进“双减”,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要求各地实行彻底的“双减”。2月4日,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策略的指示》,指出:“目前严重的问题,是有许多地区并没有认真实行发动群众向地主的斗争,党员与群众的热气,都未发动起来,这是严重的右倾错误……在广大农民群众自愿自觉而不是少数人包办蛮干的基础之上,迅速实行减租减息,迅速把群众热情发动起来。”同时指出:“各阶级的争议只能采取民主的合法的说理的方式去进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98页。)刘少奇也指出:“进行减租减息,农民说要斗理、斗力、斗法。所谓斗理,就是进行说理斗争。”(《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7页。)

各抗日根据地结合实际迅速制定本地区的“双减”条例,并派出工作队深入农村指导“双减”。但许多农民鉴于前一阶段的教训,对政府的号召并不热情。比如,在冀鲁豫区范县的减租增佃运动中,“(农民)是不敢出头减租的,经我们鼓动后,他们虽然认为是应该的、合理的,但还是不愿意自己出头,希望工作人员办好,省的得罪东家”(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07页。)。一些基层干部急于完成工作任务,依靠基层政权,用命令的方式减租,而地主一方面敷衍中共干部的减租要求,一方面私下威胁佃户不准减租,有的佃户白天领完粮食,晚上又偷偷送回地主家,“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很多。这一时期的“双减”可以称为“政府代办”阶段。

在这一阶段,农民因担心政策变化和中共力量退出根据地,不敢与地主翻脸,部分农民送还“双减”果实,但至少没有损失,或者小有收获,并确保未来能与地主维持正常的东佃关系;地主在经济上损失很小,或者没有损失,并维持了在农村中的政治威势。只有中共及其基层干部,在经历了繁难的“代办”之后,发现既没有达到“双减”的经济目的,也没有获得农民更稳固、有效的支持。在地主、农民、中共的三方博弈中,只有中共是一个损失者,或者说“劳而无功”。(《贯彻减租》,《解放日报》1945年2月9日。)

中共领导层对地主和农民的心态洞若观火,迅速调整了发动农民开展“双减”的斗争策略。1942年4月,中共太行区党委指示:“寻找最能发动群众的问题,发动斗争,启发农民斗争勇气,以便推动斗争普遍深入”,“一切斗争又必须是合法斗争,不能蛮干”(《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90页。)5月,根据刘少奇的讲话精神,中共山东分局指示:“决定以认真执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运动,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的第一位斗争任务”,“(山东各地)派得力的主要干部分别到下级,以农救会的名义,直接参加工作……在减租减息的工作中,要以合法斗争为主,多采取老百姓讲道理的方式……在农民与地主斗争起来的时候,政府要进行调解,勿过早勿过迟,总以不使农民吃亏为标准”(《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92、96页。)。中共力图使自己在“双减”中担任幕后组织者和指导者,并在地主与农民斗争过火时扮演一个“仲裁者”的角色。“双减”运动进入全面展开的时期,即“说理斗争”阶段。随着中共力量的再次上升,“说理斗争”有了更充足的实力基础。各地不断总结斗争经验,斗争艺术日臻成熟,“双减”的“说理会”模式在抗日根据地普遍化。

二、召开“说理会”:农民地主关系翻转过程中艰难的一跃

(一)繁难的宣传与组织

农民很少在政治上变得积极起来,“即使在他们表现积极的时候,他们通常也不是仅仅靠自己就能积极起来的”(〔以色列〕S.N.艾森斯塔得著,阎步克译:《帝国的政治体系》,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1页。)。事实上,许多佃户在“双减”之初并不热心,尤其不愿意面对面与地主开展“说理”斗争,基层干部和工作组需要做农民细致的思想工作。

1.打破“讲良心”“要面子”观念

在传统道德的熏陶下,农民中普遍有“讲良心”“要面子”的是非善恶观念,相当一部分农民群众认为租地交租、借钱付息,老辈子都是如此,现在要减租减息,总认为“不合法”。如山东减租工作组在大店民校中对“谁养活谁”这个问题测验了一下,结果四分之一的人都举手说:“地主养咱穷人,人家不给咱地种,不都饿死了吗?”( 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8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1页。)这是一种普遍观念,致使农民在与地主的“说理”中理不直、气不壮,感觉反而是自己“没有理”。对此,各地工作组进行了反复的说服教育。如在1943年淮南东庙区七贤乡的让息斗争过程中,当时债户们虽然有着还不起“大头利”的苦闷与不满,但大部分人认为春荒时借一斗小麦,市价80元,现在麦收后还一斗二升值50元不到,债主吃亏了,“人情面子上过不去”。对此,积极分子解释:“过去麦子磨多少面,养活多少人,现在麦子还不是一样,麦子价值未变。”群众懂得这一道理,立刻感觉自己有理,因而决心起来跟先进分子一道斗争。(《淮南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编:《淮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263页。)

宗族关系、多年的东佃关系也阻碍着佃户与地主面对面的斗争,一些地主经常利用这种关系逃避减租。如山西兴县赵家川口村贫农赵全孝伙种地主牛芝青平地3垧,因亲戚关系从1939年到1942从未减过租(《赵家川口调查材料(二):土地问题》(1942年),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41—1—130—1。)。但在认识到地主的残酷剥削后,虚伪的“面子”很快被农民抛诸脑后。晋西北保德县榆树里行政村,佃户小买大讲述了他亲伯父高海望对他的剥削:“往年减租时,他总是说:‘孩儿,不要跟上别人走,大河红了,小河也能红的,三升五斗伯父总会帮你。’到第二年没有吃的借他二斗谷,被他从头骂到脚,秋天还三斗还不住。”小买大被他伯父剥削了20多年,如今清楚了,下定决心和大家一起斗争减租。 (晋绥边区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6页。)所以,张劲夫根据实际斗争经验,认为:“人情面子顾虑是较易打消的。”(《淮南抗日根据地》,第264页。)

2. 消除“怕报复”“怕抽地”的顾虑

对于濒临生存边缘的农民而言,“安全第一”是农民的生存经济学,它远远优于经济利益 (〔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程立显等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第16、32页。)。晋冀鲁豫区“有因减租而残杀佃户的凶暴行为”(《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553页。),淮北区“有个别用暗杀办法,打死佃户,恐吓一般农民”的《(刘瑞龙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98页。)。当然这种报复行为在根据地内部极为少数,更常见的是地主利用政府纲领中保护地权的条款,抽去少数“双减”积极分子租种的土地,这对于农民来说是最大的生存危机。指导“双减”的工作组把打消“怕抽地”“怕报复”的顾虑与发现、培养积极分子,组织“双减”群众团体结合在一起。

工作组特别注意一些开会时注意听、不打哈欠睡觉的农民,发现了这种人以后,马上记住,并找机会去和他谈几句话,找出他注意开会的原因,开始和他交朋友。此后,就要和他进行个别谈话,至少是谈两次,而且有一次要到他家里谈,以了解他的家庭环境;同时要到群众中进行访问,特别是访问基本农民群众,看群众对这个对象的舆论如何,各方面表现好的即是积极分子。(《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8辑,第280页。)

这之后就要注意激发积极分子的斗争精神,并注意保护他们。西北局减租调查团在延家岔时发现佃户王金堂敢于说实话,就确定培养他为减租积极分子。王金堂担心地主报复和抽地,调查团的工作人员找王金堂单独谈话:“我们保你没问题……敢担保地抽不去……你说的话走不了。”王金堂说:“要是这样我就不怕了,只要你们能给我们想办法,我是不怕事。”调查团的人说:“只有租户心齐,你们才能翻身!我们再过两天要帮助你们组织减租保地会。”邓子恢根据实际工作经验,指出:“在(积极分子)未成熟之前,要替他们保守秘密。如已暴露,我们不要放弃,而应进行艰苦的教育,揭穿地主阴谋。对其家庭也要进行教育,以稳定其斗争决心。”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淮北分会、江苏省泗洪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邓子恢淮北文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2页。)

积极分子培养起来后就要抓紧组织农会等组织。团体使个人感到背后有群体力量的支持,由此弱化了原来的怯懦心理,减少了对斗争对象反攻倒算的后顾之忧。米脂印斗八乡的减租积极分子郭保胜在群众中很有威信,当1942年贯彻减租时,他召集群众减租,村子里的佃户听说既能减租又可保地,于是积极行动起来,在工作组的支持下成立了租户会,选举郭保胜为主任,在租户会的带领下减租(《米脂印斗八乡减租调查》,《解放日报》1943年10月30日。)。各地“说理会”的准备过程中,积极分子团结农民,以他们为核心成立了名称不一,独立于区、乡政府之外的农民减租机构,如农会、农救会、农抗会、减租会、租户会、伙子会、佃户会、减租保地会等。经过思想教育、建立群众组织之后,佃户认识到地主是少数,农民是多数,且有共产党、八路军撑腰,也就认清了“到底谁有力量”。在群情振奋的气氛中,有的就马上自觉起来斗争了。

3.组织“说理会”

1945年初,淮北行署秘书主任赵敏总结了在涡永县曹市乡本集保、四里庙保领导说理斗争会的经验:(1)研究收集材料,确定了以最大的两个地主为斗争对象,同时也确定两个容易争取的中小地主为说理对象,预备在达成减租协议后加以表扬;(2)以四个地主为中心,编成四个说理小组,工作组成员与小组保持密切联系,鼓励他们,防止中途变卦;(3)开佃户和一般农民会议,积极分子发言,并通过了会议要求,如不随便离开会场,保持秩序等;(4)开会前各小组检查人数,检查有没有三心二意的,如果有就请他出去,当时就有一名佃户被大家赶出去。(《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第144—147页。)

“说理斗争”会场也需要进行精心布置。1942年,太行区武乡韩壁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组织者事先布置好会场:农会在左,民兵在当中,妇女儿童在右,支部同志散开,鼓动群众发言。规定中心发言人四个,辅助发言人八个,指导启发发言的干部两个,总指挥一个。(《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第235页。)有的地区为了做到万无一失,还事先进行演练,如太行区黎城县下村,工作组在斗争会前教农民如何进行说理斗争,村干部有的扮地主,有的演农会主席,搞斗争示范(《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第458页。)。

(二)回到“说理会”现场

经过细致周到的准备,斗争拉开序幕,舞台就是“说理会”。“说理会”不仅仅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斗争,而且是经过精心策划,摧毁原有权力体系,开始建立新权力体系的一个仪式。“说理会”主要有两种形式。

1.小型“说理会”

这种规模较小,参加人数在十几人左右,地点一般在地主家或者乡干部家中。参加者有东佃双方及干部若干人。

比如,甘肃合水县二区一乡一次租佃会议在地主家召开,到会的有4个佃户,县上的干部赵云山、白焕亭(偶然遇见,请参加指导)、乡长杨恒林、乡农会干事长刘振祥,地主杨柏林。首先地主讲他收张云(佃户)租子数目。

张云反驳:“不对,二十八年和二十九年的账差了。”

杨柏林:“我有账,你不要掩着心口说话。”

张云:“我去年给你装麦7斗,秋7斗,在第一次算账,你的账上写着麦7斗秋5斗,这次账上又是麦7斗秋7斗了,你的账到底怎么样弄着呢?”

杨柏林:“你去年为了少出粮,少报了地,你叫我给少写2斗。”

乡长把账拿来看了一下说:“这账不对,去年算时你的账写的汉码,怎么这一次成了洋码了?账还能随便换的吗?”

杨柏林无话可说。佃户要求看老账,张云说见过蓝布皮很厚的账。

杨柏林:“张云,我把你怎啦!你从前什么时候拿口袋要1石我敢给8斗,要32、20我敢给你10个8个?你说我那儿对你不好?”

张云:“你大概是忘了你那‘猴带帽’、‘大加一’、‘大加二’吃利了吧。”

杨柏林又无话可说。(《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二)甲4,第213—214页。 )

我们已无法完全还原“说理会”的真实场景,但亲身参加说理斗争的画家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反映当时斗争情形的版画,我们可以生动地感觉到当时的气氛 (胡斌:《解放区土改斗争会图像的文化语境与意识形态建构》,《文艺研究》2009年第7期。)。此外,参加过“说理”斗争的农村领袖描绘当时的情形,也可以增加我们的形象认识。如山东路镇曲流河村的吴兰勋,长期担任该村的农救会长,组织过“双减”与解放战争期间的土改。他回忆“双减”斗争地主的情形:“那个斗法不是以后(斗法)了,那个斗还得安上一个八仙桌子,后边搁个凳子,叫他坐着……下边提意见,提意见就是提他抵抗增加工资那个事。那时候不兴打,文斗。” 陈国庆:《胶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67页。

2.人数较多的“说理大会”

“说理大会”一般有数十人至数百人,甚至成千上万人,规模大,声势大,开会时各路排成队伍,锣鼓喧天,打着红旗前来参加大会(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编:《淮北党史资料》第4辑,宿县地区拂晓报社印,内部发行,1985年,第41页。)。一种“说理大会”模式是农民选派代表与地主说理,其他农民在地主家附近集会声援。如山东根据地胶东区万家庄召开“说理大会”时,农民来到地主家门口,派代表与地主梁坦如谈判,其余约万余群众在附近开群众大会。谈判的时间很长,梁坦如三个小时不答应代表要求。群众等得不耐烦,大声在会场上喊口号,声振屋内。梁坦如见势不妙,只能答应减租,并应要求请群众代表吃了午饭。(《文东县委高村区万家庄典型村查减工作总结》(1945年6月),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4—1—527—3。)

另一种大会模式就是地主直接与农民对话说理。1944年5月,山东根据地莒南县大店镇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说理减租斗争。经过布置,参加大会的地主30多人,其中最主要的说理对象是地主庄英甫和庄景楼,参加大会农民有数千人。主要经过:(1)农民提出了庄英甫的贪污问题,庄承认,当场具结画押赔偿;随后有群众提出他当汉奸,领鬼子来“扫荡”,经群众证明,当场被群众送到政府法办。(2)雇工侯言亭提出为庄景楼干活,庄不给钱,还被打了四顿;有人揭露庄景楼强卖公产盖庄家祠堂;数十名群众争相发言,每件事情证实后具结划押,最后赔偿群众12000元和50亩地。(3)平掉地主中和堂强迫佃户魏老头修的鹰坟。(4)其他地主有关的“拔工”、利涨准折等具体问题。大会气氛虽然激烈,但仍属于“说理会”的边界内,如以打人出名的“八老爷”庄景楼,在大会检讨中依然嘴硬:“现在不打人了,怕手腕子痛,年纪大了也没力气了。”虽然后来他被民众的愤怒吓得低了头,蹲在地下,手中打人的棍子也被一折两段,但最后的处罚仍是经济上的,本人并未受到肉体伤害。 (山东省档案馆编:《山东的减租减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222—231页。)

三、“说理会”的果实:收获者不仅仅是农民

“说理会”巩固了减租减息成果。“只有农民群众起来进行减租斗争,在斗争中发扬群众的积极性,才能保证减租的彻底实行。”(《开展群众减租运动》,《解放日报》1943年11月15日。)地主没有自愿减租减息的,均是被迫的;用工作队、政府力量恩赐式的减租减息,不发动群众,是不会减得彻底的;地主吓唬一下,佃户又把粮食偷偷送回去了。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敢和地主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打垮地主的威风,才能减彻底。凡是群众起来的地方,农民一点利益都不会让,退租、还钱一般都是当场具结画押,会后立即去地主家兑现。如陕北兴县蔡家崖著名开明绅士牛友兰,在“说理会”后,因已天黑,且年老,“牛友兰答应天明了再走,佃户们不让,‘不走?慢点走也得走!’结果牛友兰是雇上毛驴骑着连夜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二)甲4,第352—353页。)。

经历各种直面斗争地主的“说理会”,消除了大部分农民对地主的恐惧心理,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开始从心理上出现翻转。从最初见了地主不敢说话到敢于在大会上质问地主,这是民众在“双减”说理斗争过程中的一个巨大变化。一般的农民感觉到有了说话的权利了。如在淮北根据地,农民们就说:“这是讲理的时候了,是穷人说话的时候了,新四军睁开眼睛了。”(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编:《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1册,宿县拂晓报社印,内部发行,1984年,第321页。)在山西兴县水磨滩减租“说理会”上,地主牛映树暗地活动佃户白万一不要在会上提,“你不用提了,挨着和你退多少就多少”。白万一站起来,指着牛映树说:“你既退,早些年时就应当退呀,今夜我觉得都说迟了哩,不说?非说不行!”全场哄笑,鼓掌。(《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二)甲4,第352页。)佃户也敢于和地主算账了,陕西米脂县印斗八乡减租,租户强烈要求看地主的账本。以前地主说多少就是多少,轻易看不到地主的账本,都说“谁敢看地主的账?”现在租户知道账本的重要性了,“顶重要呢,不勾旧账给儿孙留下的害!”这次认识几个字的租户,把账本拿过来一页一页地翻着,勾一笔账,抽一张约。(《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二)甲4,第180—181页。)说理斗争会后,许多地主唉声叹气,伤心落泪,甚至跑到祖坟上哭。地主最伤心的,一是经济利益的损失,一是政治上威风扫地。如淮北邳睢铜地主“四阎王”,当亲朋去劝说时说:“哎呀!我倒不是哭几个钱呀,伤心的是多少年的威风到哪儿去了!”(《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1册,第314页。)在冀鲁豫区,“向来是赫赫有势的地主、劣绅,却对向来被自己脚下踏的人们低了头”,连自己从来仗势欺人的小孩子,也不得不谆谆嘱咐他们“小心点,免招惹是非”(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河北省联络组:《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宣教工作资料选编》(增订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2页。)。

宗族关系逐步消解,阶级意识开始形成。美国学者弗里曼(Edward Friedman)在冀中饶阳县五公村考察发现,旧中国农民是按照群落和亲族关系,而不是按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来看待他们自己的(〔美〕弗里曼等著,陶鹤山译:《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24页。)。以面对面激烈的说理斗争为转折点,农民站稳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向过去族长、本家、邻居、亲戚,如今成为斗争目标的剥削阶级开战,板结的农村宗族土壤逐步解体,农村开始以阶级为坐标进行新的整合。如果说参加大会前,地主和农民之间还有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的话,那么“说理大会”就撕下了这最后一层面纱。正如国民党郯城县政府在《绥靖区郯城县现况调查事项》中的描述:“父子叔侄均互相斗争,旧道德旧礼教一概不讲。”(《绥靖区郯城县现况调查事项》,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2—27。)在过去农村,农民与地主的斗争史不绝书,但都是农民个人针对地主个人的“私仇”,正如参加过十里店土改的伊莎贝尔?柯鲁克(Isabel Crook)指出的那样:“在旧社会,农民的苦难以及他们对压迫者的仇恨,通常会突然爆发出来,但是,最终却表现为对个别地主或富农发泄个人不满和仇恨的徒劳情绪。” (〔加〕伊莎贝尔?柯鲁克等著,安强等译:《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1页。)在“说理大会”上,亲眼目睹数千人与村庄数个大地主之间激烈的斗争后,个人的“苦”“恨”汇进了群体苦与恨的大海,对地主罪恶的理解远远超越了个人,涵盖了整个阶级。

说理斗争激发并巩固了农民的政治热情。诚如涂尔干所说:“在共同的激情鼓舞下,我们在集会上变得易于冲动,情绪激昂。而这是仅凭个人的力量所难以维系的。”(〔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0页。)“说理大会”现场的农民,无论是直面指斥地主的积极分子,还是厕身其中的普通参加者,在工作组精心营造的氛围中,每个人实际上都进入了特定的仪式。仪式,经常被认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过渡、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 (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页。)。作为仪式的“说理大会”,现场气氛感染着所有的人,传递着地主与农民关系新的认知,这种认知为未来的社会现实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在仪式中,人人(除了被斗者)都互相激励、相互依赖,情绪高度一致,行动高度一致。“说理大会”成为个人与群体联系的载体,每个参与者在仪式中找到了归属感和安全感。参加一场说理斗争会,农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造,正如李雪峰所说:“(‘说理大会’)从气势上形成农民斗争的政治优势。”(《李雪峰回忆录——太行十年》(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142页。)

“说理大会”后,加入群众组织成为农民必然的心理需求。“农民觉悟提高了,脑筋也换过来了,从听天由命到积极斗争,从散漫到懂得团结。过去各管各的,现在要抱住一个团体,从当老冤到要讲民主,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相信共产党,不相信国民党。”(《刘瑞龙文集》,第488页。)与此同时,作为“说理大会”的“制造者”,中共获得了凝聚农民的核心钥匙,也打开了汲取农村资源的大门。

河北涉县在农会等部门的组织下,于1942年11月先后三次召开联村斗争大会。1943年1月,农会又组织召开斗争大地主任聚五的万人斗争大会。广大农民认识到加入农会组织的重要性,全县农会会员猛增到18300多人,青救会、妇救会会员增加到7500多人。(《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第13页。)莒南县大店镇有4300人,在1944年5月19日、28日两次“说理大会”后,30日即召开了大店镇全体有组织群众大会,群众争先恐后参加团体。农会成员由292人发展到710人,妇救会由449人发展到901人,民兵由62人发展到188人,群众团体人数占总人口的51%强。贫农康自有67岁了,一定要参加农会:“我活一天也得在会,活六七十了也得见见天,说句话!”75岁的张应庆也说:“我年纪大了拿不动重的拿轻的,查路口、看井还行!”(《山东的减租减息》,第241—244页。)

通过发现、培养积极分子,组织“说理会”,中共在农村有了一批忠实于党的纲领的运动骨干,这些骨干被选拔为县、乡、村各级干部,他们熟悉党的政策,忠诚党的事业,发动群众运动的技术娴熟,是中共农村政策的贯彻者,这些干部中的大多数人继续领导了后来的农村土地改革。

四、“说理会”的冲动:行走在政策的钢丝上

“说理会”上,农民站在正义的一边,拥有左右全场的力量,因此它有着突破“说理”束缚,把“说理会”变成“批斗会”的内在冲动和可能。事实上,这种突破也多次发生。

一方面表现在一切皆斗的“斗争主义”。在淮北根据地,把这些“从来不讲理的人”——地主讲倒后,群众说理斗争普遍开展起来了。从1943年9月17日至10月21日,邳睢铜区共发生大规模说理斗争大会达百次以上,平均每天一两次,梨园乡则有七次之多,参加斗争的群众达10万人(《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1册,第302—303页。)。也有的地区不根据客观具体情况,凭空制造斗争,不管问题的大小一切以“斗”来求得解决,放弃任何在斗争中应当采取的对地主、雇主的劝告说服及政府的调解(《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1册,第49页。)。

另一方面表现在“说理大会”上,往往会突破“说理”的限制。农民一旦与地主撕破脸则“开弓没有回头箭”,出于担心地主将来会报复的思想,往往会把地主“往死里斗”。淮南农民平时是气袋子,忍受不斗争,但翻过身来就是另一个极端,过左不讲策略(《淮南抗日根据地》,第183页。)。有的则很激烈,吐唾沫,打耳光,摔萝卜、鸡蛋,甚至乱打,至于谩骂、严词责斥更较普遍。斗得地主低了头,向大家认了错,农民往往把他扣押起来,直到完全答复了农民的要求(罚、赔偿损失)并有人担保,规定期限,才予以释放(《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宣教工作资料选编》(增订本),第62—69页。)。

农民这种不讲政策的“斗争”,有时连基层干部也无法控制。河南滑县马棘林地主林丕国,罚粮80石,支书去说服,责问农民:“你们不执行政府法令吗?”农民气极了,要把他捆起来,扔到坑里,抗联同志出面才解了围。(《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宣教工作资料选编》(增订本),第55页。)特别是在经历过土地革命的老区,农民对“过火”行为有自己的判断。在陕甘宁辖区葭县店镇区木头峪村减租中,有的农民暗中问支部书记:“地什么时候分?”他们亲身参加过土地革命斗争,看到退粮罚粮的情形和土地革命时差不多,就推测快分地了,斗争方式不自觉地向土地革命时期的方式方法靠拢。(《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二)甲4,第162页。)

“双减”说理斗争与其他各种斗争交织在一起,也影响说理斗争“左”倾。抗战期间,对民愤极大、破坏抗战的恶霸,政府明令严惩。不少农民和基层干部,因为反恶霸斗争上级不好干涉,不违反政策,而且“反恶霸等来的痛快,来的钱多”,热衷于此。整个山东根据地,1944年减租斗争4672次,反恶霸斗争5201次(《山东的减租减息》,第389页。)。“双减”运动中,有些农民以反恶霸代替“双减”,斗争只是为了单纯的经济利益,山东牟平县草铺村有地主打他人两个耳光被罚1000元,文登有地主15年前打死一只鸡,被算了36000元(《山东的减租减息》,第428页。)。除了反恶霸斗争外,其他如反资敌斗争、反特务斗争、反贪污斗争等,侵犯富农中农的利益,扩大了打击面。甚至哥哥占用妹妹彩礼,婆婆干涉媳妇工作,肉贩提高猪肉价格等,都能成为斗争的理由(《荣成县查减工作总结》(1944年11月15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1—1—220—1。)。

但总的说来,为解决“双减”而召开的斗争会,中共政策上控制较严,基本上处于“说理”层次。中共中央即使在接近胜利的1944年,也转发了《西北局关于减租的指示》,要求“在减租斗争中,应防止对地主采取过左的政策”,“注意团结他们,稳定他们”(《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169页。)当然,这对基层干部是一种考验,他们经常需要把握政策的尺度,不让“说理会”变成“批斗会”。在绥德延家岔减租斗争中,工作组查出了一些案件,可以借此发动群众,可是县上不同意,故未处理,只揭破了地主对租户之倒佃长收租和无报酬劳役等违法剥削行为,并宣布不给地主担水和其他无报酬的事情(《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二)甲4,第202页。)。县上领导担心的是,如果这些破坏抗战的案件在会上披露,“说理大会”很可能失去控制,由减租会变成反恶霸的批斗大会,从而违反中央政策。事实上,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总体上对“双减”斗争会政策尺度把握得比较好,一直强调必须“说理”。

五、结语

抗战时期,中共成功掌控了减租减息中的各种倾向,集群众智慧创造出“说理会”这一有效的斗争形式,并在实施过程不断加以调适,使其符合中央政策和统战精神,中共的政治斗争艺术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平衡中臻于纯熟。同时,中共以一个根据地建设者的姿态,善于利用妥协的精神,充分考虑治理区域中的各方面利益,确保了内部的稳定与发展,体现出一个执政党的自觉意识与卓越素质。而且,中共在这场民族战争中没有忘记自己的阶级使命,通过说理形式的“双减”以及其他配套政策,促使地主逐步把土地出让、赔偿给农民,不知不觉中实现了地权的转移,部分满足了农民的土地需求,被研究者称之为“静悄悄的革命”(〔美〕弗里曼等著,陶鹤山译:《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第122页。)。

“说理会”作为一种被创造出来的有效模式,在它的运作中锻炼了群众,培养了干部,为后来的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抗战结束后,在内战阴霾笼罩根据地的时候,“诉苦”取代了“说理”,说话的地主成为沉默的地主,“说理会”就转变成了土改运动中的“批斗会”。 如果深入了解“说理会”的起源与形成,那么就会自然地得出结论:这种转变对于“批斗会”的参加者与组织者来说,并不困难。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刚刚发布,各根据地的土改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甚至有的老解放区在“五四指示”之前就自发地开展激烈的土改了(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397页。)。

只有把抗战时期的“说理”与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诉苦”联系起来,作为一个较长时段的连续过程来考察,中共在农村逐步摧毁旧秩序、重塑新秩序的不间断努力才能清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同时,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说理”在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的价值,以及“诉苦”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

(本文作者合肥师范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合肥230061)

                                      (转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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